近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取消行政审批项目71项，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20项。其中涉及大用户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试点、电力市场份额核定、企业投资水电、风电和热电联产电站项目等多项能源类项目审批权的取消和下放。
2013年，我国新一届政府再次推出“政企分开”新政，重点是取消审批权限，体现出政府积极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全面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决心和行动。
1.依靠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可持续能源以促进经济稳健增长
纵观世界能源和电力市场发展现状，环境压力下的能源结构正在迅速推进各国能源市场向纵深发展、多元电力产品已经逐渐改变了电力供需的平衡机制。
美国借助页岩气提出能源革命的新口号，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尤其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在资本市场、国际贸易和支柱产业多管齐下，迅即走出了能源结构优化和再工业化的经济复苏之路。中国靠什么?中国在太阳能“双反”的泥潭里陷得太深，我们是否可以通过第二次电力改革带领中国的新能源革命，走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稳健增长的复兴之路?
从电力工业角度看，大型能源基地仍然是国家管控，目前放权涉及到的是中小型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发展他们的审批权放到地方的前提是区域电力市场要有活力，在区域电力市场当中的分布式电源、微电网与国家电力市场共生共荣，与地方的经济结构和市场体系融合，形成区域的市场经济生态，简政放权才会收到刺激增长之效。否则，对目前高热下的地方土地财政再放权恐难见到效果，短期地方也没有相应的管控能力，放权搞建设容易，管好、发展好、运营好却真不易。因为，放权目标和范围不明、区域电力市场不活，地方发展相关产能后而本地无法消纳时，若没有外部市场承接，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仍将前景未卜。
一句话，与本次审批放权相配套前提是地方的电价权，进而也要追溯到跨区交易的输配电服务的独立定价和相关分税制问题。
2.精简电力管制
电力产业管制改革在发达国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OECD，2000)。我国传统电力系统以煤电发电为主，长期在计划管理下的安全经济调度方式，这种管理体制支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当能源市场竞争激烈、气候变化形势严峻、新能源发电进入电力市场后，原先可控的发输配变用的生产方式和流程势必面临调整的压力。虽然政府曾经推出节能调度改革，但是市场机制、市场格局、交易模式和电力价格的不成熟、不完善，企图从调度方式上打开市场缺口的这一改革尝试，只是昙花一现，电力系统仍然在政府多部门的集中管制下运行。
笔者研究认为，中国能源的最终绩效仍然要取决于电力市场调度，这其中的产权制度、管理组织、市场机制及其激励相容所决定的各级企业主体拥有部分定价权才是宏观和微观的目标，也是各级政府进行杠杆调节的阀门。
当前政府对电力工业的管制主要表现在行政审批权上，表现为对投融资、运营、价格和绩效制度等方面的直接与间接的控制。2002年第一次改革后，电力工业厂网分开、从计划经济转型使得电力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通过电气化引领中国经济和民生大幅改善。无疑，我国经济的新一轮改革启动仍然寄希望于电力工业主营业务中的部分经营活力。
本次放权新政更多集中于清洁能源领域，尤其是新能源产业。那么，放权能不能保证其目标和可行性得到稳妥实现?目前部分新能源发电市场的失灵是不是因放权不够而产生的?会不会因放权造成能源市场进一步失灵?主营电力生产决策权分散下去后，地方政企权限不对应，如果地方政府管理效能、协调控制力不到位，目前已经失灵的太阳能发电产业波及已经发展起来的可再生能源产业，致使其步入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更大，并且随之会产生未来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如何监管等新问题，由于份额控制弱化，地方和企业合作再次倒退到化石能源生产销售也有可能。
更需要认真思考的是，新能源企业的生路疏通了没有?——首先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地方电网收购还是不收购?怎么收购?若采用小企业生产就行，那就先把小企业的生产环境建好后再放手。新能源产业管理应从方法上倒过来——从消费者如何买开始设计 “新能源产业生态”，大用户直购电也一样需要理顺电力产供销能源供应链，而不是简单地就电力生产端实施放权。
长远看，政府精兵简政、放松电力管制的根本目标是创造高效运营的竞争性电力批发和零售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具备电力工业自身并带动整个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要通过立法，将电力市场结构和模式确定下来，才可能调动电力企业沿着主营业务的路线对其生产和服务持续创新。
要事先建立一套科学、规范、强调清洁发电、节约用电的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减少由于政府行为引起或加重的电力企业负担、过度竞争的弊端，密切注视并维护市场经济健康运行。
3.持续创新、稳健运营
作为电力企业，持续稳健经营是其一贯的目标。面对政府放权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面对后危机时代的新经济复苏、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回归、能源和资源环境互相掣肘和中国经济开放的现实，中国电力工业如何融入市场经济中去增加自身的适应性和弹性，电力企业可持续的内生活力在哪里?
在任何经济体中，核心技术将成为复兴和增长的基石，对市场信号的灵活响应是抵抗危机、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力。囿于传统电力技术和管理方式进入到互联网的信息社会里，企业经营优势将不再依靠投资，而要依靠技术创新及其与之适应的管理创新，二者互相制约、拆分不开。我国电力工业已经在建设智能电网核心技术群及其营运平台，但是如何在这个平台上进行高效运营将是电力工业未来发展的新挑战。智能电网是保证电力企业在可持续能源环境中创新经营的前提，我们最关心的是它能否带来电力行业稳健的增长速度，并与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优化相适应，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首先，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从主网通道进电力市场已经不是问题，已有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在大力解决——特高压输电及全国联网，但这仅仅是针对大型水电、风电、太阳能电站等能源基地。虽然，这一块目前还遗留一个关键问题没解决好——即谁为新能源发电机组做平衡服务?学术界试图采用储能的对策，从商业价值看这是极其昂贵的不现实之举，我们可以找到更廉价高效的对策——完善的电力市场机制。
其次，可再生能源发电若要从配电网进入电力市场，试问谁能进去，怎么进配电网，配电网愿不愿接?能不能接?怎么接?像风电、太阳能发电这样非稳定的、间歇性的电力主要进哪一级电压配电网?是中压还是低压配电网?消费者能否见得到它们并打开自己的钱包购买。人们都知道新能源清洁而PM2.5脏，但是北京的空气清洁器卖到断货，空气越脏越买，人们越买这种大家电，发电商就得使用更多的电煤发电，空气就越脏，导致恶性循环。反之，如果市场价格杠杆能让消费者把买空气清洁器的钱投到配电网、投给新能源发电商，依靠市场机制就能有效地调结构促增长，我想，这才是中国新能源革命问题的焦点，也是政府放权的核心价值所在。
目前可再生能源发电业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生存的问题。面对出力间歇性问题、调度风险、新能源发电市场与主力市场并网及其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就好比新能源市场是一个隧道，消纳它的电网在一端“挖洞”建隧道，新能源发电企业在另一头挖洞，两头错向、错位、对接不上，即新能源发电的“供应链隧道”接不通。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中央将审批权下到地方，地方便对新能源发电生产商拥有生杀大权，由于新能源发电只是电网中很小一部分，它发出的电既贵又不稳定，如果本地没人买外送不出，本次放权新政的结果可能是地方考虑税收少而得不到支持。从电网企业看，330千伏及以下的电网审批权下放，强化了地方配电网的投融资权力，但是电价权仍然握在中央，市场煤、计划电的困境依然存在，电力企业没有定价机制，外送没有输电价，优化配置电能资源的市场规模有限，市场中理性决策的动机和环境不健全，相应产生寻租、盲目投资、产能过剩也许会更甚。
搞活电力市场，供需是命脉。我们只有将电力“供应链”打通，有市场竞争的平台，各种电力生产厂商才能活起来，新能源发电的供应链疏通了，消费者见到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好处才肯自愿出钱购买，电价格自动激励，可再生能源发电商才有活路存在，中国能源与发电市场转型、可持续、清洁、低碳、多元化才能实现，可再生能源采集、输送、规模化生产与公平销售才有可能。所以，笔者认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智能电网的活力和竞争力藏富于配电网!但是目前的症结在于电力市场机制不完善。电力企业没有活力是因为经营者权利与责任不对等，不是政府放权而是改革问题。所以，为了在明天的经济中取胜，今天就要改变我们的企业。